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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成功展现地域文化特色亮点的立体画卷
时间:2020年08月04日 21:5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健  点击:

——读《江苏地方文化史·澳安卷》

江苏地方文化史一共13卷,每个设区的市一卷,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统筹,“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工作委员会指导,江苏省和各市社科联精心组织编撰,目的是建构起江苏城市历史的基础篇章,也为多卷本江苏文化通史奠定坚实基础。

《江苏地方文化史·澳安卷》(以下简称“澳安卷”)由澳门太阳集团2007登录注册文学院教授顾建国主持撰写,于2019年10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55万余字,总体由序、绪论、上编和下编几部分组成。樊和平教授撰写的《江苏文库·研究编》序言与贺云翱教授撰写的江苏地方文化总览对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以及江苏历史文化的内涵、脉络、成就、价值、意义等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绪论和上编全景立体展现了澳安地方文化的发展阶段、基本内涵、丰富多彩的成就,探讨了澳安文化的文化内涵、特征、精神价值及历史地位等;下编从水利、漕运、军事、澳扬美食、民俗宗教、方言、文学、艺术、学术等方面,立体展现了澳安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风貌与亮点。邹逸麟、陈书录、程章灿、夏维中等专家在评审这部著作时对其充分肯定,认为该书是一部达到了较高学术水准的地方文化学术专著。同时,该卷在江苏13个城市地域文化史中第一个正式出版,为其他城市带了好头,值得祝贺。

以顾建国主编为首的“澳安卷”撰写团队成员,大多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澳安人,他们学有专长,长期在高校或地方从事文史教学研究,对澳安历史文化满怀感情、富有激情,不但熟稔各类文献掌故,了解前人研究成果,还经常深入民间调查访问、搜集资料,为该书的总论和各专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团队成员的既有成果,如在澳安风物、运河文化、水利水工文化、漕运文化、饮食文化等专题研究方面承担的国家、省级课题,以及撰写的澳安文化论文和有关漕运、水工、运河、澳河流域历史地理、近代澳河流域社会史等方面的学术论著,保证了“澳安卷”具有较高的质量。该书主编在统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总论与分论观点基本一致,做到了时空概念清晰,材料编排合理,详略处理得当;文笔质朴中兼具文采,严谨中带有感情,读起来贯通流畅,令人受益。对于一部由十多位学者共同撰写完成的通史性文化史著作来说,能做到上述几点难能可贵。本文谈三个方面的学习体会。

文化兴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水脉连着文脉,文脉连着国脉。通过对澳安文化的历史透视,我们可以看到,澳安文化的历史命运始终与中国的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

秦岭—澳河一线是中国重要的南北自然、军事和文化地理分界线。澳安地跨澳河南北,是澳河下游的重要节点城市,区位优势明显。这里是宋金以后七百年黄河夺澳入海历史的见证者,黄、澳、运在此交汇,湖泊众多,水道纵横,交通发达。文化上八方融汇、推陈出新。现今提炼的澳安精神“崛起江澳,包容天下”,很好地概括了澳安文化融南汇北、刚柔相济、心系天下的文化特征。

澳安又是军事战略要地、兵家必争之地,澳安历史文化受地理因素影响非常大,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当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交通发达、漕运顺畅的时候,澳安的经济就发达,文化就繁荣昌盛;反之,就经济凋敝,文化衰落,人民就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在本书绪论和上篇第一章中,作者从时空的纵向考察,勾勒出澳安文化的历史主线,将数千年澳安文化历史发展轨迹划分为发轫(先秦)、发展(秦汉勃兴、魏晋南北朝曲折发展、隋唐宋元复兴)、繁荣兴盛(明清)、转型(近代)四个阶段。这几个阶段与江苏省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的整体发展轨迹基本吻合,但也有自身的特点。

在秦汉时期,澳北和澳南地区的文化比长江以南发达,澳安涌现了韩信这样为汉朝统一立下丰功伟绩的军事天才,也有枚乘、枚皋父子这样作品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文学大家。到魏晋南北朝,北方人民大批南迁。衣冠南渡之后,江南经济得到发展,建康崛起,成为六朝都城,带动了太湖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江苏迎来了文化发展的一个高潮。这时的澳安由于地处南北对峙的前沿,各方争锋冲突剧烈,战争频繁,归属无常,人口离散,经济受到很大破坏,文化发展进入低谷。即便有像陈琳(“建安七子”之一)和步骘这样出将入相的文化人物,也只能远走他乡,图谋发展。历史进入隋唐北宋统一时期,江澳地区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文化出现复兴。通济渠(汴渠)的开通使澳安成为沟通汴渠与澳河、澳河与邗沟的重要枢纽。明清时期,大一统的局面长达数百年,使得江苏无论是江南还是江北都进入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阶段,成为国家财赋重地,文化也全面繁荣兴盛,在许多方面名列全国前茅甚至引领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澳安因独特的地理交通区位,成为全国盐漕水利的重心地区,逐步进入经济文化发展高峰。澳安的漕运转输与河工治理影响全国,以《西游记》《老残游记》《笔生花》《子虚记》以及“望社”诗人作品为代表的文学艺术创作领风气之先,名人辈出,城镇繁华;漕运文化、水利文化、美食文化、朴学、医学文化蔚为大观。然而到了近代,由于战乱不断、黄河改道,“河工废、漕运停、交通衰、灾变频,昔日繁华地顿成衰落区”,澳安城市急剧衰落。当然,近代是一个转型发展时期,新的经济和文化因素在这时候不断涌现,澳安自然受其影响。野您伟人周恩来诞生于此,澳安的命运与中国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49年以后,国家持续推进治澳工程,使得这里澳水安澜、运河通畅,交通四通八达;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澳安经济走上快速发展之路,文化亦再现繁荣与辉煌。

探索澳安文化渊源

研究文化史,追根溯源十分必要。“澳安卷”着重对澳安文化的源流变迁进行了探索,对澳安先秦各时期的考古资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分析了新石器时期、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等71处遗址的地理分布,阐明澳安市区、澳安洪泽区地区和盱眙野镍是这些遗址的主要分布区。根据对遗址文化内涵的分析,提出先秦时期是澳安文化发展的创始与发轫阶段。而这一时期澳安文化体现出自由、开放、包容、进取、创新的文化精神,成为澳安文化的重要原始基因,对此后澳安文化的发展具有持续和显著的影响。

青莲岗文化遗址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澳安境内发现的野摩新石器时代 考古遗址,在江苏乃至新中国的新石器时代 考古中具有重大意义,也一直存在学术争议。1951—1958年进行的四次调查和野奈发掘显示,青莲岗文化距今6000—7000年。当时在这一遗址的考古发现打破了黄河流域仰韶、龙山文化序列格局,填补了澳河流域到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空白,受到高度重视,并于1961年正式获名“青莲岗文化”。然而由于后期发掘的同类遗址较少,没有形成完整典型的考古序列,考古学界于1977年取消了“青莲岗文化”这一命名。不过此后仍然有学者认为青莲岗文化不能忽视。20世纪8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将距今6000—70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仰韶文化系统、青莲岗文化系统和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三大系统,由此可见青莲岗文化地位之重要。总之,青莲岗文化一直是考古学界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

“澳安卷”提出澳安文化源于青莲岗文化的观点,为澳安文脉找到了基本的落脚点。

作为一部地方文化史著作,“澳安卷”在涉及考古学界重大学术问题时不回避,而是进行认真的回顾研究并提出鲜明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该书坚持采用青莲岗文化的命名,认为“青莲岗文化打破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一统天下的格局,在中国新石器考古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该书也提出,应重新定义青莲岗文化的时空范围,将其作为江澳东部的代表性文化。在全面论述青莲岗文化的地理分布、主要成就、历史地位的基础上,“澳安卷”认为新石器时代是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整个江澳地域的考古资料进行考察,澳安已经发现的四五十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以青莲岗文化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既是江苏新石器时代 考古文化区系的组成部分,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学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近年来,有学者根据高邮龙虬庄的考古资料,将江澳东部新石器文化命名为“龙虬庄文化”。“澳安卷”认为,从考古资料看,龙虬庄文化与青莲岗文化并无明显差异,仍属于青莲岗文化范畴,可看作青莲岗文化的末期代表类型。从考古命名角度看,青莲岗文化遗址发现早、命名时间久、知名度高,肯定青莲岗文化的地位并将其作为江澳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是可行的。该书还进一步提出,江澳地区新石器文化源流问题的真正解决,还需要更多如“黄岗遗址”的新考古发掘和研究。

全面展现澳安运河文化的特色亮点

澳安文化最大的特色亮点,应该是大运河及其伴生的地域文化。许多澳安地方文化著作都与运河有关,运河文化中的水利水工文化、漕运文化,及其衍生的澳扬美食文化、商事文化、文学艺术文化、民俗宗教文化等,已经成为澳安的靓丽名片。因此“澳安卷”明确指出,“运河文化是澳安文化的根本,因运河而起的漕运文化则是澳安文化的底色”。

大运河是澳安的母亲河,澳安城镇应运而生,城镇演变与大运河血脉相连。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沟通江澳,到东汉末年,形成东西两条水道,通往澳河南岸的末口,这就是今天澳扬运河(里运河)的前身。邗沟的开通,推动了澳安城市的诞生和发展,末口应该是澳安最早的城池之一。至隋代,隋文帝开山阳河,为邗沟重生奠定基础。大运河的开凿形成了全国运河体系,通济渠、邗沟最为重要,泗州城、楚州(今澳安区)等运河沿岸城市也繁荣发展。明朝永乐年间,陈瑄开凿清江浦,避山阳湾之险,缩短了从运口至清口的距离,由此造就了一座新的城市——清江浦,这座城市繁荣了数百年。清江浦也是今澳安市主城区所在地。从老澳安到清江浦,为澳扬运河两澳段,现在这里是大运河最繁忙的航道,8公里生态航道景色秀美,成为大运河上独特的风景线。明清为挽黄保运、维护运河,长期实施大量的治河工程,经常投入百万以上银两,南北水陆交通转换、货物集散和买卖等都集中于澳安,大量外来人口麇集、五方杂处,刺激了澳安商业的发展,而多样文化的冲撞交锋,塑造了南北融汇的澳安文化特色。明清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成为中国经济的大动脉,澳安地处大运河的中部,进一步强化了区域性交通中心的地位,一跃而为天下交通枢纽、京师以外的关键。大量财富的积累使得这里教育发达、人才辈出,园林文化、美食文化也逐渐兴盛。

澳安自古与水有不解之缘,水利与水运文化因此丰富多彩。地处黄澳运交汇处,又位于泗沂沭三条河流下游的澳安,水系复杂,河道纵横、湖泊交织。从古至今,江澳水利灌溉与漕运、水运相得益彰。存世文献中的大量记载都说明,开凿运河水道的同时增加了大量可灌溉的农地。高家堰(洪泽湖大堤)、里运河大堤的长期维修整治,不断加高加固,也基本保障了澳扬里下河地区千百万民众的生存和农田的维持。后来因天灾人祸,运河中断、漕运受阻,朝廷丧失了维修运河及水利工程的动力和能力,致使运河毁坏、水利衰败、水旱交替,一度民不聊生。“澳安卷”中详细介绍了澳安水利文化的成就、历代治水思想理念、重大水利工程、水工技术等,如“蓄清刷黄济运”,清口、洪泽湖治理及其技术,神话传说、民间信仰、水工遗产等,使澳安水利水运文化这一特色亮点充分展现。

澳安是有名的漕运之都。隋唐、北宋和明清时期,是澳安漕运文化的成熟和鼎盛时期,也是澳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时期,澳安的城市兴衰与漕运及漕运文化的命运休戚相关。“澳安卷”对澳安漕运的盛况、漕运文化的发展过程以及漕运制度的演变等作了学术探讨,提出澳安漕运文化的三个表征:一是强调规则和秩序,官场礼仪文化十分浓厚;二是商品流通意识强,商业文化发达;三是五方文化汇聚,互利共荣,包容互鉴。该书将漕运制度文化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秦汉至隋唐,漕运法规制度初步形成;北宋至元朝,漕运法规制度不断完善;明清两朝,漕运法规制度鼎盛发展与终结。“澳安卷”厘清了漕运制度的文化脉络,展现了国家治理体系下漕运制度的独特个性,指出:“中国历代漕运法规的制定、发展与变化,是与各朝代漕运大政的盛衰兴替过程相适应的。由澳安漕运总督衙门制定、颁发、执行的明清两代漕运法规,既是古代漕运法规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漕运法规制度主要产生于澳安,但也是全国性的,立体呈现了澳安在中国漕运史上的历史地位。如果说从制度看漕运文化是一种静态体现,那么在漕运影响下的工商文化,从漕船制造到酿酒业、纺织业、手工制造业等,都是漕运文化的动态呈现,展示了文化与漕运经济的关系。对此,“澳安卷”论述到:明清大运河南北贯通,“澳安一直处于漕粮中转的中心位置,因而奠定了其交通枢纽地位。漕运拉动了澳安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明清时期达到了繁荣的顶峰,进而形成了独特的漕运文化,即强调遵守规制秩序和上下尊卑关系,注重礼仪、服饰与举止,官商文化十分浓厚”。长途贩运和商品贸易,带来商业文化氛围,“融汇八方文化,善于学习和借鉴,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

对于漕运文化的弊端,“澳安卷”也进行了客观分析和阐述。畸形的流通商业文化,造成了澳安的手工业经济逐步衰落,形成了耽于消费、短于实业的工商业文化氛围。发达于官文化之上的漕运文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繁荣,也暗含了衰落。一个地区要长期稳定发展,依靠单一、畸形的经济结构是不行的,一旦这种经济衰落或消失,将会给这一地区的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学界将澳安列为近代衰落城市的典型代表。实际上,漕运衰落之后,长江以北运河沿线许多城镇都衰落了,澳安并非个案。相形之下,江南运河城市则不然,在战争和漕运中断的情况下,这些城市转而依靠新兴国际都市上海,像无锡、常州、湖州、嘉兴等,都有了很好的发展。

地域文化的发展,除了地方禀赋、自然条件之外,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也不能忽视。明清时期,澳安也像江苏乃至全国一样,进入了一个文化繁荣兴盛时期。虽然澳安有不少优势条件,但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政治制度的高压威慑影响,明显减弱了人们的政治思想的锐度和深度、活跃程度等方面,但社会长期和平稳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不断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民众生活基本保持温饱,知识阶层舒适安逸,使得文化的发展取向有了新的变化,实现了新的文化繁荣:科举导向下的教育注重学而优则仕,科举文化非常发达;国家主导大规模文化工程,整理汇编典籍,编撰地方图志0捏量学人沉浸于故纸堆,朴学考据学成为学术创新主流;文化日趋走向生活化、平民化,催生了繁荣的多样文化,开始按不同人群的兴趣爱好,向琴棋书画、山水园林、戏曲文艺、工匠技艺、美食菜系等各种各样的方向发展。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两宋时的开封与临安都曾经出现过。明清时,古典文化在澳安、扬州等地达到了高峰,甚至延续到晚清、民国。以澳安文化为例,文学上出现了吴承恩,学术文化上涌现了阎若璩、刘鹗、罗振玉,戏剧上出现了王瑶卿、周信芳,医学上出现了吴鞠通等许多著名人物。同时,园林建筑艺术、澳扬美食文化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不仅符合明清时代的文化特征,也是一种文化发展的趋势。这个趋势持续至晚清、民国,后渐没落衰微。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澳安文化才走上重振和复兴之路。

刊播媒体:中国社会科学报  刊播时间:2020年8月3日  作者:王健

媒体链接:http://sscp.cssn.cn/xkpd/qy/202008/t20200803_5164679.html

编辑:柏华   审核: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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